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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

内地新闻 时间:2021-04-26 浏览:
张海鹏,湖北省汉川县人,1939年5月生。1964年7月结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同年8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任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1994年1月起任所长,2004年7月离任。现任中国社

张海鹏,湖北省汉川县人,1939年5月生。1964年7月结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同年8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任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1994年1月起任所长,2004年7月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度社科计划办中国历史学科评审小组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国台办海峡两岸干系研究中心学术参谋、教育部统筹推进“双一流”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参谋、新华通讯社特约调查员、山东大学特聘一级传授、国度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等。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审议委员会召集人、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著作有《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张海鹏集》、《张海鹏自选集》、《中国近代史根基问题研究》、《张海鹏论近代中国历史》、《张海鹏文集(全7卷)》,主编《中葡干系史资料集》、《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台湾史稿》(2卷本)、《中国历史学40年》等论著和资料集多种,颁发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要领、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和涉及香港、澳门、台湾和中日干系问题的文章约400篇。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创立100周年。张海鹏先生应邀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就中国共产党创立100周年、治史感悟等问题答复了记者的提问。  

不忘初心方可赢得民心

中国社会科学网:张先生好,感激您接受我们的采访。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创立100周年,百年峥嵘岁月。请您谈谈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格斗岁月中,有哪些启示值得我们思考?

张海鹏:这个问题提的很好,我们第一个问题就谈建党100周年。此刻我们全党全国实际上都在思考:中国共产党创立100周年,对中国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带来了什么变革?各个方面都值得来回首。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100年,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五十几人的小型政党,一直成长到今天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一个大党,可以说是产生了排山倒海的变革。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执政已经凌驾70年,这个现象自己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在国际共产主义活动中也是少见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时间已经凌驾苏联共产党,所以很是值恰当真总结。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来考虑,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中国目前取得的巨大成绩,证明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奉行了正确的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门路。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那时的中国,那时的中国人恐怕底子不行能会想到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以及中国活着界上的职位。

100年前中国还处在北洋军阀统治的时代,1921年距离辛亥革命不外只有短短10年。辛亥革命打开了近代中国历史进步的闸门。但辛亥革命以后,国度没有正常运转,先是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复辟,继之军阀盘据。其时许多中国人,包罗动员辛亥革命那一批人都在思考,中国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辛亥革命的目的有没有到达?孙中山其时就说,此刻的中华民国不是他想象中的中华民国,问题许多,还需要不绝地进行革命。

接下来俄国十月革命发作,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到中国,给其时的中国先进常识分子思想上带来很大的启迪:一方面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碰面貌根基没有产生大的变革;另一方面十月革命之所以取得乐成,马克思主义思想发挥了极大的感化。所以其时先进的中国人就意识到应该走俄国的门路,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门路。这根基上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时代配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的与会代表不外只有十二三人。我们从苏联共产党的档案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根基文件、其时中国共产党通过的大纲,了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中国共产党在一大集会上提出中国要实现共产主义。中共二大提出进行民主革命,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根基口号。在这个根基认识根本上,党的三大,出格是在共产国际的敦促和影响下,形成了与百姓党相助,在中国进行“大革命”活动(1924—1927)。“大革命”一开始进展的很顺利,在这个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有了很大成长,党员人数增加的很快,在其时的百姓党中央里,有许多部长都是共产党员,百姓党各省党部卖力人中也有许多都是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辅佐了中国百姓党,百姓党在这一阶段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不绝壮大,引起了百姓党右派的“敌视”,所以,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动员反革命政变,奋斗中国共产党人,同年汪精卫在武汉“清党”,“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这个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什么样的教训呢?给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教训就是毛泽东在八七集会上所总结的,我们已往没有注重枪杆子,以后要抓起枪杆子,“枪杆子里出政权”。因此,之后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是以武装起义来答复百姓党反动派的奋斗,这里边需要强调的是,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的起义队伍在三湾进行改编,确立了把党支部成立在连上、官兵平等,确保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指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本身的独立武装。秋收起义的步队最后上了井冈山,逐步成立起井冈山革命按照地。

中国共产党不只成立中央革命按照地,并且在海内其他处所也成立了革命按照地,在中国成长起很大的一支力量。在按照地创建历程中,以及在反围剿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开辟出一条以农村困绕都市、武装篡夺政权的革命门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步调。不能小看这个步调,因为在俄共大概苏共的历史上,大概说在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所带领的巴黎公社的经验上,即欧洲的经验,都是首先把握多半会,以中心都市的武装起义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其时国际共产主义活动的一个根基经验,但是这个根基经验在中国行不通。中共早期带领人也凭据这个根基经验在中国海内发出了指示,采纳了一些动作,但都失败了。最后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按照地、中央革命按照地,中国共产党在扩大革命按照地的历程中摸索出了农村困绕都市、最后篡夺全国胜利的革命门路。这是个缔造,在国际共产主义活动的历史上也是一个缔造。正是因为这样一条门路的形成,才敦促了中国革命的成长。

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成长的历程傍边,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首先敦促成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最初的功勋应该说也跟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按照其时共产主义活动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在中国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主张为敦促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起到了重要感化。

我们今后刻的档案资料来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格是1935年至1937年以后,关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献有许多,从1931年以后,每年都有大量的相关文献。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不只主张与百姓党的上层多联系,也和百姓党中下层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只带动农民、工人、学生,也带动民族资产阶级插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考虑到我们海内的各个民族,像回族、蒙古族等,党中央其时都专门发了文件,文件内容涵盖怎么样来处理惩罚海内的各类民族干系,成立起中华民族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中共甚至还专门考虑了会党组织,包罗哥老会等,如何把他们团结起来,配合走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配合走向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些都浮现了由于日本侵略,民族矛盾已经凌驾阶级矛盾。

1937年全面抗战发作后,正面战场上抵挡日本侵略的主力是其时的百姓当局。百姓当局有200多万军队,抵挡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侵略,就需要靠正面战场。日军在1937年以后占据了中国大片地皮,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在敌后创建了抗日按照地,回收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形式冲击日本侵略者,这样就形成了敌后战场。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在抗日战略长进行彼此共同,形成了抵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大的战略场面。

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历史,可以看出正面战场抵挡的日本侵华军队,约莫占整个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不到。那么敌后抗日按照地所抵挡、牵制的在华日军,实际上就凌驾了百分之五十。从这个角度来说,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去掉了任何一方都不可,都不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只有正面战场行不可?不可。因为只有正面战场,那么所有的侵华日军主力都放到正面战场上,百姓当局的军队完全没有能力去抵挡这么多日军。只有敌后战场也不可,只有敌后战场没有正面战场的抵挡,敌后战场保留下来也很困难。所以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配合抵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才有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个胜利的大好场面形成完全是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这个政策目标的正确,能够确保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胜利,这虽然还包罗国际因素。我觉得整个抗日战争傍边,因为中国共产党所发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后按照地的遍及实行,另有抗日统一战线在百姓党统治区的遍及推进,争取了中国的人心。不只争取了工人、农民、学生,也包罗民族资产阶级、成本家、学者、传授,争取了其时所能够争取的一切民主党派,使他们愿意随着中国共产党走。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之后的解放战争不到3年,有着现代化飞机大炮装备的八百多万百姓党军队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打败。

从底子上讲,这就是一个争取人心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在争取人心方面做得很好,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方面高举共产主义旗帜、马克思主义旗帜,同时又把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的社情、中国人民的民心结合起来。好比说把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地步政策酿成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这样既争取了农民,也争取了田主、富农,使他们都能够一起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只吸引了许多百姓党高层人士,也吸引了百姓党中下层,同时更吸引了许多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抗战胜利后,出格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会谈,厥后《双十协定》的签订,以及1946年1月政治协商集会的召开,这些勾当都使得中国共产党极大地赢得了海内的民心。厥后蒋介石和百姓党蓄意动员内战,粉碎《双十协定》,粉碎政治协商集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举的旗帜是宁静建国,因为抗日战争已经使中国老黎民筋疲力尽,宁静是顺应其时海内民意的。但蒋介石和百姓党掉臂宽大人民的阻挡,一意动员内战。那功效可想而知,1949年蒋介石就败退到台湾了。从这个角度说,蒋介石和百姓党不只失败在战场上,更重要的是失败在人心上。

我说这些,是想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在争取中国的民心,这是共产党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实际上,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执掌国度政务,也是在做争取民心的事情。一直到今天,我们党在各类集会上宣传党的主张,都是在做着一个争取民心的事情。好比,我们使每其中国人能够享受到改良开放的红利;所进行的脱贫攻坚动作,也是要使中国每一个贫困县脱贫,经过多年的连续努力,中国的贫困县已经全部摘帽,这都是很活跃的例子,这些事情都是在争取民心。

所以我小我私家认为,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争取民心。中共党史研究在这方面可以做的事情有许多,目前中共党史研究只是把百年来党的历史简单梳理,但是中国共产党如安在差异的历史时期用差异的政策目标、差异的口号去争取海内各个方面、各个条理老黎民的民心,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需要继续努力推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创立百年之际,我觉得,历史学界应该在争取民心方面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学者应该重视学术交往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家中藏书很富厚,同时也在胡绳先生、范文澜先生、刘大年先生身边学习事情过。请您谈谈哪些书对您影响很大,同时您自身的求学事情经历,对您的学术生长、治学有何影响?

张海鹏:我藏书没有什么系统性。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就开始买书看,最近20年主要是学界的伴侣送书给我,所以它自己不成系统。范文澜、胡绳、刘大年他们的著作对我影响很大,但如果从思想理论上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对我影响最大。我年轻的时候读《共产党宣言》,开端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初期的根基思想概念,《共产党宣言》也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一个根基理论根本和按照,我本身受这方面影响很大。

我小我私家有幸1964年进入近代史研究所,那个时候照旧中国科学院打点带领,1977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绳、范文澜、刘大年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规模的三个泰斗级的学者,他们都很早就投身革命,都是老共产党员,三位先生终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虽然胡绳先生的研究规模更宽广,不只研究中国近代史,并且也涉猎中共党史研究。我进近代史所时,那个时候所长正是范文澜先生,1978年以后,近代史所所长是刘大年先生,我刚好是在他们的带领下逐步生长的。我跟范文澜先生之间有过一些交往,但不是许多。胡绳先生担当院长时,我跟他也有交往,他也来过近代史所,我们之间有过交谈。刘大年先生,我们的交往长短常多的。从谆谆教诲这个角度来说,我与刘大年先生的接触最多;如果说从学术思想的传承来说,范文澜、胡绳、刘大年,他们都给我许多启迪,对我影响很大。实际上,在进入近代史所以前,我就开始在读他们的书,进了近代史所以后,我也照旧重复的读他们的著作,因为只有这样,才气深入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

他们对峙唯物史观、对峙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对近代史研究的一些宏观思考给我许多启发,所以在必然意义上,我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来做一些耕种,写一些文章的。所以说这是学术交往,虽然也可以。但原则上来讲,我应该是在三位先生的带领下,在他们思想的启迪下,进行写作事情的。胡绳先生担当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时候,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他主持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其时是作为经典党史读物来阅读学习的。我记得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所局级带领学习班,班上指定的阅念书籍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刘大年同志与我联系的更多,我写过许多文章来纪念他,感兴趣的话,各人可以去翻阅。

学者在学术界总是要交许多伴侣的,其他学者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去了解,好比他们的学术概念、学术进展、学术脉络,这是一个学者能够取得进步的最根基条件。我也但愿年轻一代的学者也能够这样,常常和学术界开展交往。

此刻的交往跟我那个时代有些差异。20多年前,网络、手机还没有,那时的学术交往就是各人见面聊天,要不就是彼此写信,讨论问题。有了互联网以后,交往方法产生了一些变革,我们此刻年轻的学者可能比力热衷于发电子邮件,或是网上看文章,这样,就缺傲颖面交流的时机。我觉得,对面交流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时机,年轻一代学者要多注意这方面的时机。

学术“总检阅”:勤勤勉勉做学问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在中国近代史规模耕种数十年,学术成就富厚。请您谈谈在如此多的成就中,您比力自得的学术成就有哪些?

张海鹏:我的文章或许有四五百篇吧,2020年,社科文献出书社出书了一套七卷本《张海鹏文集(全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20年7月版),里边或许收录了200多篇文章,有的文章长,有的文章短。有些文章到此刻还记的很清楚,应该另有回首的价值。

党的十一大召开以后,我在《北京日报》颁发过一篇相关的文章。文章主要概念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和成本主义制度的竞争历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在出产力成长上凌驾成本主义,如果不在出产力成长上凌驾成本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浮现不出来,社会主义就不能战胜成本主义。这篇文章浮现出来的大配景是中国即将实行改良开放,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和思考中照旧有一些价值的。

另有一篇文章《论黄兴对武昌首义的态度》。这是为1992年5月台湾政治大学邀请我们参与的“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撰写的,厥后发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我们其时是作为海峡两岸第一批大陆学者到台湾参与学术集会的。

孙中山、黄兴在革命的历程中,他们都没有想到武昌是动员首义的处所。因为他们将开始起义的处所都放在广东、广西沿海域域,认为这些处所离北京远,中央当局鞭长莫及,又比力容易从海上取得外洋兵器的援助,容易乐成。黄兴想过在长沙动员起义,但长沙起义还没有发作,动静就被泄露出去了,清当局就要抓他,黄兴就独身逃到日本,所以长沙起义完全失败了。以后就凭据孙中山的想法,在两广动员起义,孙中山带领的十次武装起义都是在两广沿海域域进行的,但都失败了。同盟会中许多人就反思,对在两广沿海动员武装起义的须要性当真吸取教训。所以同盟会中有人提出来应该在长江中下游动员起义,并且同盟会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同盟会中部总会,试图把上海作为起义按照地来指导长江中下游的反清武装起义。但即便这样,孙中山、黄兴都没有想过在武昌动员起义。

所以当1911年武昌首义前两个月,筹备动员起义的都是新军里头的士兵,他们认为本身的社会职位很低,怎么能登高一呼获得社会各界的响应呢?于是他们但愿中国同盟会的首领黄兴、宋教仁等人来到武昌带领他们起义。武昌的革命党就派人去香港请黄兴,到上海去请宋教仁。到香港去请黄兴的人,原来跟黄兴很熟悉,都是在东京同盟会时期就彼此认识了。但是到香港以后,黄兴不见他。因为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同盟会合中了大部门精英参与,功效牺牲了八九十人。黄兴很惆怅,觉得对不起这些革命战友,死了那么多人,怎么交代?所以他在香港闭门不出,他在总结经验教训,甚至他的思想都有些动摇,他在反思:我这个革命的方法对差池?应不该该这样走下去?抑或是不是要换一个方法,再也不搞武装起义了,就搞谋害,像广州将军刘凤山就是被谋害的,黄兴想改变武装起义的方法。

所以武昌派到香港的人在黄兴住的处所敲了三天门,他才开门。黄兴是湖南长沙人,但他上学是在武昌,两湖学校许多都是张之洞兴办的。黄兴在武昌也有许多熟人,他的同学伴侣许多,但这个时候他不相信武昌能够动员起义,他认为武昌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来人跟他重复介绍阐明环境,说你归去,你能够带领武昌起义,你不归去武昌起义照旧要发作。经过几天的劝说,黄兴最终同意返回武昌。但他觉得,武昌就要起义了,我什么事也没有做,我没有几多孝敬,我要带见面礼。因此他就学孙中山,向外洋华侨写信,但愿他们尽快捐款支援革命,要带着经费去武昌。但实际上,其时东南亚华人华侨以及美国的华侨都很穷,没有许多钱。黄兴等了十天,也没有筹到经费。他只好分开香港,经过上海,达到武昌。但这时候武昌起义已经发作了,武昌起义的时间是1911年10月10日,黄兴到武昌的时间是10月28日。

10月28日是个什么寄义呢?武昌起义以后当天晚上,第二天找不到带领人,所以起义士兵把黎元洪找出来了,黎元洪是新军的一个旅的协统,被抓到湖北咨议局的楼上,起义士兵拿枪逼他做起义的带领人。黎元洪一开始不干,但等了一个礼拜,他发明海内外形势仿佛对革命军有利,他就同意当这个湖北军当局的都督,这个时候,黄兴才过来,但已经把把握湖北军当局都督的时机丧失了。黄兴到武昌后,黎元洪任命他为去汉口伐罪清军的前敌总指挥,酿成了黎元洪手下的一名军人。这篇文章主要是总结孙中山、黄兴以及同盟会他们的武装起义的战略、计谋。

这篇文章宣读以后,其时是赢得了台湾学者的好评、支持。像台湾学者蒋永敬等多人都有好的评价。吕实强就认为我的这篇文章跟他们写的一样,注重挖掘质料,用史实措辞,没有使用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一类的说法。没有使用阶级斗争的字眼,我是有意不提的,我在写文章开始就思考,我们第一次走上台湾学术讲堂,应该要争取台湾的人心,包罗常识界的学者,要使台湾学术界的伴侣能够赞成我的概念。如果他不赞成,那我去那不就失败了吗?其实吕实强先生介绍我的时候,我其时也回应道,意识形态其实人人都有,看你怎么理解,怎么体会。这篇文章至今为止我也觉得照旧写的不错的。

《湘军在安庆战役中取胜原因探析》(《近代史研究》1988年5期)这篇文章应该照旧有价值的。这篇文章是在我编纂中国近代历史舆图集,主要是体例其时湘军、太平军争夺安庆的军事舆图时形成的,在此期间,我阅读了曾国藩、胡林翼相关的大量史料,除了完成历史舆图的体例外,就写下了这篇文章。文章主要是讨论曾国藩带领的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环绕争夺安庆展开的。安庆其时应该是太平天国上游最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通过阐明湘军如何篡夺安庆,在这个历程中曾国藩采纳一系列正确的战略、计谋,而太平军在战略计谋上呈现重大失误,使得湘军很快拿下了安庆。安庆被拿下,南京就直接袒露在湘军的进攻路线上,这也是太平天国失败在军事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觉得这篇论文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以前的时间里,我是最早从湘军的角度来阐明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以前学者主要是从太平军角度出发,把湘军只是作为一个次要条件,稍微提一下作为烘托。因为太平天国活动研究之前是很热门的,学者们的精力重点都是放在太平天国自己的历史上,而对付太平天国的敌手重视不足。这其实就不能够说清楚为什么最后太平天国活动失败了,而湘军却胜利了。我这篇文章主要是从阐明湘军怎么取告捷利,阐明曾国藩、胡林翼他们的战略和战术,我是有意这样思考的,我想在学术上改变这样一个场面,所以这篇文章我觉得照旧有价值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主要的工夫都花在从总体宏观上来思考中国近代史,我小我私家感受到相对还比力满意的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迷恋”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2期)。

这个“迷恋和上升”的问题不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这个是李时岳传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李时岳传授提出“迷恋和上升”,分别的时间段是以1840年到1919年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李时岳认为1840年以后,中国近代历史就迷恋到深渊,这是个根基概念。但同时他又说,中国既然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谓“两半”,那么半殖民地是对一个独立国度而言,半封建的另外一半是什么呢?这是李时岳的原话。既然有半封建,那么它另外的一半应该就是半成本主义。既然有半成本主义,那中国的社会也是上升的。因此,李时岳传授的结论是中国近代不只在迷恋,并且也在上升,迷恋和上升是交织的。

李时岳的概念,其时学术界许多人都是赞成的。我对这个概念有差异的想法,不认同该概念。但是一时想不出如何和李时岳商榷。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的想法慢慢成熟了,但其时李时岳传授已经归天了。我提出了与李时岳差异的概念,我这个差异概念的前提,就是调查近代中国已经不但是从1840年到1919年,而是扩展到1949年,比李时岳认为的时间段往后耽误了30年。

所以从这么长时间(1840—1949)来调查近代中国,那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迷恋”和“上升”就会有差异的解释,就有差异的认识。李时岳传授认为“迷恋”和“上升”几乎是同时存在。既然有半封建就有半成本主义,半成本主义就是“上升”,我差异意他这个观点。我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发作,1842年《南京公约》签订以后,中国的社会主要符号是走向“迷恋”。那中国社会是不是也有“上升”的因素呢?有,好比说像太平天国活动、洋务活动的开展几多带有一点“上升”的味道,但它不敷以改变近代中国“迷恋”的这个场面。那么这个“迷恋”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迷恋”到1901年《辛丑公约》的签订,这是“迷恋”到谷底了。我在这里提出来一个“谷底”的观念。那么“谷底”到什么时候结束?我认为是从1901年的《辛丑公约》签订到1920年,在这期间都算近代中国“迷恋”到“谷底”。“迷恋”“谷底”就是“迷恋”最厉害的时候,《辛丑公约》的签订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完全确立,外国军队驻扎在中国地皮上,北京东交民巷有外国驻军。作为一个独立国度,这些都是不答允存在的。

这段时间固然产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带有“上升”的性质,但接着北洋军阀混战,因此1901年到1920年是近代中国“迷恋”到“谷底”的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这符号着开始有了“上升”因素。中国共产党创立以后顿时就是1924年国共相助,在海内掀起了大革命活动。从这以后,近代中国的社会明显地浮现着“上升”。虽然,1937年日本动员侵华战争,占领了泰半其中国,它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迷恋”,这种“迷恋”几乎比英国、法国已往侵略造成的灾难还厉害。但中国究竟没有“迷恋”下去,没有垮下去,并且这个时候,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敦促下大大地觉醒,中华民族的日益觉醒是中国“上升”的一个根基因素。所以,我认为1921年以后的中国,包罗民国时期,近代中国社会总体是在走一个“上升”的门路。尽管有“迷恋”,但是这个时候的“迷恋”不敷以压制近代中国“上升”的趋势。

这样一个理论解释,学术界应该说是接受的。我也但愿获得学术界的进一步指教,但愿伴侣们来争论、辩说,有人也提出了一些差异的学术意见,但都是一些具体的方面,好比对“谷底”如何解释,“谷底”如何浮现,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等有差异意见,但是对“迷恋”“谷底”“上升”,这个大的理论框架几乎没有人提出阻挡意见。这样一个阐述对付从头认识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是有价值的,这可以说是从宏观上改变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近代中国历史认识的思考偏向。

以上所说的都是纯粹在学术方面的价值。那么另有几篇文章,也是学术论文,但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甚至于超出了版图。我这里举三篇文章,一篇是2006年3月1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上颁发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对袁伟时传授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概念进行学术批评,辨析史实,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回声。另外一篇是2013年5月8日,与李国强研究员在《人民日报》颁发文章《论<马关公约>与垂纶岛问题》,对日方所谓拥有垂纶岛主权的主张进行驳倒,并在文章的最后提出: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此刻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了,在国际上引起较大的回声。第三篇是2009年9月1日,我应邀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庆祝新中国创立60周年的文章,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的伟大历史意义》,也引起许多存眷,转载甚多,一些单元列为学习文件,外交部党校还请我为驻外使节的那一班学员讲了一次。

这三篇文章的影响都凌驾学术范畴,有的还引起海内、国际舆论高度存眷,我想这在学者的身上并不多见,因此在学术写作生涯中也是具有意义的。